日期：2016-9-6 来源：
从昨天开始，2016年的后半年将属于张艺谋，这位被称为“国师”的电影导演，在政治和商业上都将迎来自己的又一个高光时刻——担任G20峰会文艺晚会总导演，为众多国家首脑展现官方意志；众星云集的超级大片《长城》预计也将在稍晚的贺岁档全球上映，也被视为近年来几乎最重磅的华语商业电影。
几乎很少有人记得张艺谋已经66岁了：这是一个不再年轻的岁数，然而张艺谋依然忙碌于片场、晚会与众多觥筹交错之间——在乐视影业传出将以98亿估值注入到乐视网上市时，人们发现张艺谋竟能从中获益数亿元之多；操盘多年的《印象中国》更早已成为一个“赚钱的系列”；在成为一家新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后，张艺谋还声称将拍摄一部VR电影。
曾被陈凯歌称为“为艺谋，不为稻粱谋”的张艺谋为自己谋划了一出夹杂着个人前进与价值变现的故事。而有投资人在接受《人物》采访时为这个故事表达了乐观估计。“张艺谋品牌易于结合资本的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是有着丰富的资本对接渠道；其次，‘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这些毛病，张艺谋一点也没有。”
虽然张艺谋很可能并不喜欢“国师”这样的称呼，但是他面对很多决定和路口时并没有什么的选择余地，也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反抗。他的成功包含着与时代的互相适应。他的美学成为官方钦定、他的名字成为许多电影得以出名的保证。
在商业电影和国家意志发展到今天，这位把自己看做工具的导演更试图在新的时代找到一个新位置。
工具的价值
从一个卖血买相机自学摄影的文艺青年，到这个国家官方美学的最佳诠释者，张艺谋的故事也属于奋斗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
张艺谋出生于陕西，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员。因为家庭背景，张艺谋自小被称“狗崽子”、“黑五类”。这使得张艺谋在后来一直被称为“边缘人”。他的同学陈凯歌在一篇名为《秦国人》的回忆文章中，如此描述道，“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
1978年恢复高考后，张艺谋利用自己的摄影技术参加招生考试，并最终打动了北京电影学院，获得了破格入学的机会。但是，因为比同届同学大了接近10岁，张艺谋不得不一直活在忧虑与沉默之中，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
后来他回忆称，“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
但在电影上，过分的羞怯没有影响张艺谋的创作。1984年，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第一次担任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因此获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1986年主演第一部电影《老井》夺三座影帝；1987年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获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连续三次在电影节的出格表现让曾经的“边缘人”张艺谋一下成了风云人物，其中《一个和八个》还被称为“‘第五代’电影人的第一部作品”。
张艺谋格外强调的工具性。因为自小不受关注、甚至是受到鄙视；又或者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价值残留，他在《张艺谋的作业》中表述，“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在《华夏时报》的报道中，张艺谋认为“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的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
导演就是张艺谋所选择要做的工具。为许多媒体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张艺谋在文革开始后很快学会了写大字报，在插队时主动把全村的门上画满了毛泽东像。“张艺谋是特别注意他的价值的，哪怕最开始为了自保做一个工具，那也是个价值。”
作为《张艺谋的作业》的作者，方希坚信张艺谋“对电影的热爱是真挚和狂热的”。“我曾经问过他：’你说80岁以后拍电影都是小辈逗你玩，你80岁以后会拍电影吗？’他说：‘要看我耐不耐得住寂寞。’他想了想，又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拍电影。’停了一会儿，又说，‘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他当时陷入到情境假设中，如果不拍电影了怎么办。我只感到他的茫然和恐慌。”
《英雄》的变化
在早期的电影拍摄制作过程中，张艺谋依然有着一定的边缘和非主流色彩。
例如，反映1949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其破坏力的《活着》长期处于禁片序列；《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也被广泛视为“向西方观众展现中国的落后一面”；1990年《菊豆》虽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但是被官方禁止到场出席，甚至引发海外华人抗议。
2002年上映的古装商业大片《英雄》被视为张艺谋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节点，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不少人将其视为中国电影商业时代的开端、张艺谋视觉美学的极致体现；但追究到意识形态上，《英雄》所袒露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则一直被学者诟病，甚至被与《1984》中疯狂的极权主义进行比较。
张艺谋事后表示，“我无意承担这个角色。有朋友也劝我，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你也别辜负大家。但我没想要在身上承揽很多东西，我从没想过做个什么代表。”他甚至感慨，如果当时把某些镜头修正，“是不是意识形态屁股就坐正了？”
这部电影对于张艺谋还有着深层意义。或许因为地域情感和出生文化的原因，张艺谋始终对于秦始皇这一题材有浓厚的兴趣，他与巩俐拍摄过《古今大战秦俑情》，还执导过歌剧《秦始皇》；更重要的是，《英雄》在题材上带来的诱惑力或许让当时已经把导演这一职业当成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亟待转型的张艺谋无法抵御。
“最重要的，是我对武侠世界的想像。武侠是什么，武侠就是李白。那个《侠客行》里写的这样的人物就属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你就觉得是那种仗剑走天涯，就是义薄云天的那种劲儿。我喜欢那种感觉。”
不论是第五代导演对于宏大叙事的熟练运用，还是“朕即天下”思想在电影中淋漓尽致的体现，部分观众从中窥见的是作为刺客的无名在“个体主义被践踏下的专制美学”。
这种视觉上的享受也与多年后奥运会、G20的人海战术有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张艺谋的工具言论、以及《英雄》在国际上获得的声望，也在帮助他向这一身份转型——拥有民族气质与国际头衔的导演契合的是他身后国家希望展现给全世界的统一形象：大而恢弘的叙事风格、整齐划一的美学理念。
在虎扑体育上，有网友毫不讳言地指出，“其实可以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看成是《英雄》在现实中的体现。张艺谋把中国式的美感做到了极致，成百上千的人动作整齐划一、节奏一致，有大气磅礴的美感；而整体图像的对称好比古代的主流中国建筑。”
必须承认，2002年的《英雄》是张伟平、张艺谋自1997年合作以来在商业成功上打响的第一枪。《英雄》最终创造了许多国产电影迄今未能创造的神话。它不仅是2000年后中国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同时在当年度凭借2.5亿人票房占据全年总票房的25%，而全球票房共计1.77亿美元；两年后2004年8月《英雄》在美国上映时还一度蝉联两周票房冠军。
人生最巅峰
2002年后，从《英雄》开始，张艺谋开始迈向了商业意义上更为成功的道路。并且在政治上成为某种符号。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连续拍摄了《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等电影作品，几乎每部都能获得上亿票房。特别是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上映时，正逢以小沈阳为首的赵家班在春晚上走红。该片因此获得了2.9亿票房，并打破了2009年电影首日最高的票房记录。
与《英雄》相似，这些电影无一例外都主打明星演员与恢弘的布景。长达7年的创作过程中，张艺谋不是古装巨制、回归文艺道路的作品仅有《千里走单骑》。张伟平在接受采访时称，这还是因为张艺谋希望与高仓健合作才得以成型，“基本是赔钱的”。
在2008年之后，张艺谋也正处于真正意义的另一个上升期。《英雄》与《十面埋伏》播下的种子得到了回应。筹备三年之久、由张艺谋执导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被称为一场盛会。这一切的功劳在当时都被归功于总导演张艺谋——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张艺谋被冠以国师的称号，并在后来成为一块政府、电影市场与民营公司争夺的香饽饽。随后数年，张艺谋先后执导国庆60周年晚会、APEC欢迎晚宴光影秀、以及近期的G20文艺晚会。
从2004年开始，张艺谋与王潮歌、樊跃等人共同开始实景演出创作，制作包括《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印象大红袍》、《印象普陀》、《印象武隆》等“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以及《又见平遥》等情境体验剧，参与创作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歌剧《秦始皇》、上海世博会、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这些演出背后的制作公司观印象获益颇多。根据官方介绍，观印象的主营业务为旅游文化演出的创作和版权运营，主要收入来源于演出项目制作服务的报酬及演出票房收入分成。截至2014年底，观印象所有演出剧目已累积演出超过1.5万场，观演人次逾3000万。2013年和2014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分别为1.45亿元和1.3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7295.24万元和7458.90万元。而2015年1-3月，公司营业收入为2220.82万元，实现净利润为1172.35万元。
2015年7月7日，营房地产业务的三湘股份发表公告，公司拟以现金+股权的方式收购观印象100%的股权，总对价19亿元。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标的公司100%股权价值的预估值为16.67亿元，其中净资产账面价值约为9960.23万元，增值15.67亿元，预估增值率为15.73倍。
虽然2008年前后的张艺谋在平衡个人欲望与市场需求上已达到平衡，也是他至今为止的人生最巅峰。但紧接着他将为此付出一些代价，转而进入相对动荡的阶段。当年强调希望自己“工具化”的张艺谋，也在感受到“工具化”的被动和无奈。
2012年，铁道部和与张艺谋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新时刻进行合作，邀请张艺谋为其拍摄宣传片。尽管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张艺谋承认仅为该片提供了拍摄创意，并未参与实际拍摄。但这些工作便让张艺谋收入250万。由于反腐高压，铁道部因此被质疑涉嫌利益输送，以至于张艺谋只能出面向媒体进行解释。
在他的商业电影工作层面，看似完美的漫长合作也进入晚期。张艺谋与老搭档张伟平之间的龃龉越来越深，最终在《金陵十三钗》上映失利后达到了顶点。在这场鏖战到今天的官司中，张艺谋方宣称张伟平拖欠《三枪拍案惊奇》分成款1500万元。
二张的决裂还在于更深层次的性格原因。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张伟平“十宗罪”的帖子中，张伟平被称虚构电影投资、甚至涉嫌破坏张艺谋的感情生活。据与张艺谋合作多年的文学策划周晓枫称，“两人之间，甚至不是善恶相遇——而是人性中两种弱点的相遇，是贪婪和懦弱的相遇。互为催生的化学酶，效力倍增；这是极致的相遇，导致极致的效果。”
张艺谋的私生活不可避免成为外界的谈资。“超生事件”使得这位导演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内多少显得有些晚节不保，也让他长期处于舆论媒体的风口浪尖；随着越来越多奥运会开幕式故事的被打开，包括“林妙可事件”在内的众多指责，则将这位功勋导演彻底推向了舆论的反面。
张艺谋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等杂志采访时甚至否决了外界赋予的国师这一称号。“我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个老百姓，导了奥运会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改变，我还是我自己，否则我也不会因为超生这样（被罚款），对不对？”
“不是求多，而是求稳。”
在张艺谋工作室放出的G20晚会排练花絮中，张艺谋几乎重复了当年奥运开幕式上的辛劳与妥协，几乎每晚要工作到凌晨左右。“这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你其实不是求多，而是求稳。”张艺谋在花絮中几乎一闪而过的画面中称。
《归来》或许是张艺谋从下而上、切换跑道的开始。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背景是文革时期，不乏对这段时期长篇累牍的文字描述——这是张艺谋和“第五代”感受最深并且表现最好的历史时间段——但《归来》仅采用了原著后20页的故事进行改编。“我当时买版权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冲着后20页买的。”
在被媒体批评“用廉价的眼泪包装历史”时，张艺谋反驳道，“了解现实的人就不会这样批评，除非他生活在国外，除非他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东西能拍不能拍，不是由导演的性格与勇气决定的。”
张艺谋的个性被朋友们视为勤勤恳恳、被批评他的人视为“自我阉割”，但在更现实也更直接的回报上，张艺谋前半生积累下来的口碑与他求稳的心态相结合，形成了在中国操盘商业片导演所必备的心理素质。——他必须有足够的认知度能带动票房，但又不能在创作上与投资者产生分歧，同样他需要用自己的美学和名声体现国家强盛，但又不能与权力者的喜好彼此排斥。
接替张伟平的是乐视影业CEO张昭，他直言与张艺谋合作就是基于“市场”。“我们还是非常同意中国的三四线的市场。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我觉得张艺谋也不是从大城市里面或者说是比较时尚里面的城市出去的，他对这个比较有感觉，这也是我们乐视的想法，让我们的电影下沉到二三线三四线市场，让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感兴趣。”
即使是在张伟平代为操盘的那段时期，张艺谋自身对商业化也并不排斥。即使谈到与张伟平分手的原因，张艺谋也声称并不是根本性质上的创作理念出现了分歧，而是在自由度与话语权上受到前者的很大限制。“我不讨厌商业电影，但害怕被商业裹挟。”
乐视影业为将张艺谋招入麾下，签约导演兼艺术总监，有传闻称这家另类的互联网公司为此付出了3年2亿、外加“乐视艺谋视频基金”85%利润的代价，并且保证张艺谋在创作上完全自由。作为回报，张艺谋亦以认购股份的形式与乐视影业完成深度绑定，在2014年10月份时出资1201.53万元成为后者股东。
《归来》最终票房直逼3亿，但也有许多声音认为，张艺谋从未真正归来——在丧失了早年作品中澎湃的生命力、激昂的反抗精神之后，学者、评论家们越来越将张艺谋视为一个归顺于体制内的螺丝钉。
学者戴锦华不客气地将张艺谋的《归来》称为“烂片”，认为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生命早已终结，“《红高粱》就已经标志着这个群体的解体。我们已不能对其做整体评价。因此不存在回归的问题，只是说他们作为个人创作。从语言风格、审美上，他们的基本特质都已经丧失了。”
这些批评者们很大概率上也不会喜欢张艺谋的新作品——由乐视影业、传奇影业投资的《长城》成本超过1.5亿美元。从演员马特·达蒙、景甜、刘德华、王俊凯、黄轩、鹿晗的选择来看，这是一部剑指华语电影票房最高的商业巨作，乐视影业公开希望这部影片能成为乐视的一个“全球化产品”。无论针对他个人如何毁誉，作为股东和签约导演，为公司尽可能多地赚钱，也是盛名之下的张艺谋份内应该做的事。
两年前说着“心情平静的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归来”的张艺谋，可能在未来的长路上永远无法归来，或者他自己都害怕真的归来，那或许将伴随着他个人都无法承担的代价。因为一只由政治和商业交媾而成的双头怪，正在诱惑、改变甚至榨取着这位从黄土高原一步一步走来、敏感而勤奋的陕西男人。
